百度 这成了A股市场的一个痛。

　　作者：尹稚（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库）院长、教授）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更新的目的是打造具备宜居、韧性、智慧等特征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这是一个持续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城市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宜居城市带有更深刻的底层逻辑特点，韧性和智慧等其他对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特征表述也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来运作。

　　首先，明确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凝聚着宝贵的实践智慧。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城镇化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人的城镇化。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5%，预计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会稳定在70%左右，数量增长型的城镇化已进入尾声。2024年，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城镇化工作重心从关注数量增长转向关注质量提升，人口市民化的核心目标也从“进得来”转向“留得住”“过得好”。未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主线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系统地推动城市更新提质、营造宜居家园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当下，我国正在走向全面实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城乡中国”的道路。存量更新、内涵提升、结构优化与提质增效也将成为城镇化下半场的重要主题；从地租经济驱动向创新动力驱动正在加速，服务消费所产生的动能正在集聚；从资本主导型城市发展模式加快向人民城市发展模式转变正在发生，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城市建成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建成城乡融合发展及人口城乡循环的“驱动轮”；建成以人才聚集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主基地”；建成以人为核心载体的文化保护、利用、创新、交流的“大摇篮”。满足人民的需求，依靠人民的力量，为了人民的福祉，这是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根本。

　　其次，宜居城市理念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的核心理念。宜居城市是一个维度甚宽的概念，其要求城市在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能为居民提供高质量、舒适、安全、便利且可持续的生活条件，其标准和边界也是与时俱进的。其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理想城市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20世纪90年代，吴良镛院士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所推动的多学科研究，也使中国学者走在该理论领域的世界前沿。

　　2007年，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正式发布，从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公共安全六个方面为宜居城市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宜居理念体系的核心是对可持续发展和人本主义关怀的双重关注。全面把握和推动该理念的普及，对当下寻求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尽管2007年版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相对缺少对城市综合性、前瞻性和发展类公共事务的关注，但其大的分类和架构依旧有很多可取之处，在新时代可以通过深化研究形成价值指向更加明确的新标准。

　　最后，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宜居城市建设新标准应注意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社会文明是百姓宜居的重要前提条件。包括涉及表征政治文明的科学民主决策、政务公开、民主监督、行政效率、政府治理制度创新等指标；也包括表征社会和谐的减少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覆盖和实施社会救助的典型指标；针对现代化催生的人口流动性更应关注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侧重基层治理的社区文明与社区服务评测以及各级决策中的公共公众参与和听证制度等观察与评测，智慧城市建设正在使这个板块的量化测评成为可能，对文明城市的强调也可以由此落到实处。

　　二是经济富裕是宜居城市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应重点测度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相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平均购买力、就业率，以及衡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人均财政收入（含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提高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承载力正是对此的集中体现。

　　三是生态环境问题仍是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城市环境优美是宜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生态环境的客观测度除传统污染监测和治理外，还应聚焦于所有绿色空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人文环境则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放在首位，关注城市特色的打造，有机形成物质性遗产和非物质性遗产的联动关系。城市景观环境则反映出对城市的建筑设计、色彩管理、空间秩序建立和风景园林艺术水准的一系列专业化和大众化评价的结合。

　　四是资源承载能力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条件，与人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水土资源。一方面应正视天然禀赋的差别，另一方面应更重视节水、节地、集约化发展等人为努力所带来的正向变迁的评价，更加注重集约高效。

　　五是生活的便捷程度事关百姓的日常，是宜居城市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交通评测不仅包括人均道路面积、路网分级和密度、公共交通分担率等传统指标，也应关注通勤舒适度的人文标准，还应涵盖市域乃至都市圈的交通可达性测度，因为充分就业的提高与人的有效活动半径及有效活动范围内的就业岗位量密切相关。商业服务及公共服务也已演变为线上线下并存的模式，对线上可达、可及、可购应有新的评价方法。而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表征测度则侧重于租售同权制度对新市民和年轻就业人群的普惠。这不仅事关规则的一体化，更是牢牢兜住民生底线的要求。

　　六是公共安全在当代具备更为广泛的意义，是百姓“用脚投票”选择居住地时一直排在第一位的因素。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的普惠，人口流动性增加，其重要性仍在上升之中，韧性城市的建设大多围绕这个板块展开。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完好率是基础，政府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设施、机制和预案是保障，城市政府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成功处置、对新增非典型性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都是给百姓安居乐业的“定心丸”。

　　与十几年前的情况相比，技术背景的最大变化就是智慧城市建设，当初的宜居城市评价中数据相对缺乏、主观评价调查成本较大，评估周期过长、社会动员成本过高等问题都因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或已解决或有很大缓解。因此，应以宜居城市为总纲，引导韧性和智慧城市建设为人民服务、为宜居服务，把钱花在实处，让人民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从根本上回归宜居城市的深度研究，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